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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N. Dutton博士與Amanda H. Lueck博士是《視覺與大腦》一書的共同編纂者，這次兩位大師特別受邀出席，分別以眼科醫師和視障學生教育者的身分切入，以自身經驗及研究與臺灣的相關從業人員交流心得，並促進臺灣對腦性視障者的教育、重建發展與認知。
持續汲取知識與經驗，抱持開放態度與正確思辨
——Dutton博士
Dutton博士於演講專題結束後和與會者互相討論交流。
幽默風趣的Dutton博士開場便以幾張視覺錯位的圖片，向大家示範大腦是如何影響視覺的辨識功能，我們所「看」到的景象其實都是大腦將眼睛接受到的訊息進行掃描顯現的影像，所以當大腦受損時，即便眼睛的結構與視力正常，大腦仍然無法將影像正確「掃描」出來，這便是腦性視障。
由於腦性視障還是個較為嶄新的觀念，且不能只靠單一診斷，需要各種表徵綜合驗證，本身就是一門相當專業的分科，因此早期很多腦性視障兒童的症狀會被誤解或誤診為其他疾病，例如家長對孩子無法拿起桌上的筆而生氣，但可能是因為孩子「掃描」出來的影像中，桌上根本沒有筆；許多被誤診為自閉症的孩子，有時是因為看不到而害怕；有些孩子讓身體前後搖擺，則可能是因為要用這樣的方式才能看見東西，而這正是我們需要努力去幫助這些家長與兒童的原因。
Dutton博士以「三個一組」的思考來辨認診斷腦性視障兒童的心理清單，例如大腦的顳葉有辨認幾何形狀、生物形體和環境(協助導航)的三個功能，專業人員需要藉由取得的資訊、孩子的行動及社交互動等三方面的狀況去判斷這視覺特性受到什麼樣的衝擊，再依此執行培育重建教育、補償和動機性訓練三種賦予孩子能力的策略。
他也舉出許多大腦部位受傷導致影響視野的例子，例如大腦後頂葉雙側受傷會造成下視野障礙，導致孩子在下樓梯時產生恐懼；或是左邊視野喪失的偏盲者是右枕葉受傷引起等。
「失明是個問題嗎？或者問題是我們如何處理或看待失明這件事情呢？」Dutton博士也藉此向大家分享自己從事眼科醫師多年的感想，只有時刻強化感知與經驗，心裡對這種疾病的想像抱持開放的態度，才能進一步找出解決的方法，「錯並不在孩子，而是在沒有診斷出這些問題的我們醫師身上。」
適時設定新目標，腦性視障評估介入非一蹴可及
——Lueck博士
Lueck博士在視障領域超過40年經驗，出版過許多早期介入與教育的專書。
Lueck博士呼應Dutton博士對於將腦性視障誤診為自閉症的例子，提到過去的確在輔導時制止過孩子搖晃身體，而沒有想到他或許是要靠動態視力的可能性，當時無法診斷正是因為沒有具備腦性視障的相關知識，因此也希望這次的分享能夠讓大家在臨床判斷或輔導時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只有在不同個案上累積更多經驗，才有發現錯誤並及時回過頭矯正錯誤的機會。
由於腦性視障的狀況相當複雜，目前還沒有任何視覺評估問卷可以一網打盡找出所有腦性視障者，有些孩童甚至要到就學期間才能發現一些細微的腦性視障徵狀，如果要完全了解孩子的狀況，不能只靠兩小時的評估就作出判斷，需要持續進行評量，找出兒童學習的潛力並靈活運用測驗情境提出與兒童實際生活相關的建議，讓長時間的評估所得資訊可以有效引導介入到學生的每日常規中，並於過程中考量動作發展與視覺間的緊密關係。
Lueck博士也分享她在功能性視覺評估中遇到的個案：有位九歲的孩子因早產伴隨有腦性視障，配戴變焦眼鏡後閱讀能力與同年齡的同學們並無不同，但對於辨識如「＞」、「＜」等對角線符號卻有困難，上鋼琴課時便會請老師以不同顏色輔助標示音符。
現場也有與會者向Lueck博士請教，要具備什麼樣的大學教程與專業背景才足夠勝任社工與輔導老師呢？Lueck博士笑著回答，只怕永遠是不夠的，而每個領域的專業都有不同的長處，但把每個方法運用整合，再加上持續汲取對腦性視障與功能性評估的相關知識，未來腦性視障領域一定能有更完善健全的解決方法。Lueck博士也鼓勵相關從業人員在服務個案時遇到的挫折，看到不如預期的反應是正常的，我們需要適時調整並反思當下設定的目標是否適合這個孩子，而不是設定某種發展模式、採取通用的視覺訓練課程。
‧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相關專業內容，也歡迎大家參考《視覺與大腦》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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